原告诉称

李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李四、李小共同给付李一位于B市1号宅院（以下简称1号院）的拆迁补偿款726336元。

李一的父母李大、陈小分别于1962年10月和1976年3月去世，二人遗留下1处宅院，即1号院，宅院内有3间房屋；因当时李一在外地工作，姐姐李二出嫁，上述宅院及房屋暂时没有居住；李四是李一的叔伯侄子，便一直在上述宅院及房屋内借住；后李一多次要求李四返还上述宅院及房屋，李四总以各种理由推托，后李四又在上述宅院内新建了房屋。

2015年，上述宅院及房屋被拆迁，李四、李小以被拆迁人的名义和拆迁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，并取得了全部的拆迁利益；李一认为，上述宅院及房屋系李一父母的遗产，应由李一及姐姐李二二人继承，现上述宅院及房屋被拆迁，拆迁利益也应归李一及姐姐李二二人所有；另外，李一的姐姐李二已放弃对上述宅院及房屋的继承，并声明涉案拆迁利益全部归李一所有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李一诉至法院，请求判如所请。

被告辩称

李四、李小共同辩称；李四、李小系父女关系；不同意李一的诉讼请求；在李四盖房后，大队给了李四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，现在大队的某些人在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下给李一出具了证明；李一的诉讼请求没有合法依据，请求法院依法驳回；关于1号院的历史沿革，与之前诉讼的陈述一致。

本院查明

李四、李小系父女关系，其户籍住址均为1号院；李一的户籍住址并未在1号院所在Y镇；李四、李一具有亲属关系，李四之祖父与李一之父系兄弟，即李一系李四之姑姑；李大、陈小夫妇生前系夫妻关系，二人共生育李二、李一2名子女；至李大在上世纪60年代死亡时，其父母均已死亡；至陈小在上世纪70年代死亡时，其父母均已死亡；2018年，李二出具情况说明，声明李大、陈小夫妇只有李二、李一2名子女，现父母均已去世，父母遗留下1处房产，位于B市1号院（即诉争1号院），现李二决定将应由李二继承父母的1号院宅院及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归妹妹李一所有，如果李一起诉李四，要求李四返还1号院宅院及房屋的拆迁补偿利益，李二决定不参与诉讼，其诉讼取得的利益也同意归李一一人所有。

2011年11月，村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村委会）出具证明，该证明载明：“兹证明李大（夫），陈小（妻）二人原居住地为B市1号。并有房地契一张”；就证明中所提到房地契，李一提交房地契照片；该照片显示房地契的名称为B市郊区土地房产所有证，持证人为村民李大。经本院审查，上述2份证据材料均属真实，上述村委会证明可以证明李大、陈小的原居住情况及持有房地契情况，但上述房地契系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，当时允许土地私有，但在之后不久我国建立起土地归全民所有（国家所有）和集体所有的物权制度，废除了土地私人所有制，即房地契的内容现已不具有合法性，故对李一依据上述2份证据材料证明1号院是李大、陈小夫妇遗产的意见，本院不予采纳。

针对1号院颁发有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，登记户主姓名为李四，人口为4人，“现住址”为“T村”，占地时间为1994年3月15日，批准占地单位为乡政府，宅基地面积为0.46亩，房屋结构为砖混，建筑面积为309.6平方米（含正房5间137.6平方米、厢房4间48平方米），用地四至为东至胡同、西至街道、北至胡同、南至胡同，在所附“宅基地四至平面图”中载明1号院内建有北房、东厢房、西厢房，该证书加盖“乡人民政府”公章及“县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专用章”，填发时间为1997年12月25日。

2014年年底，对1号院开展拆迁工作，在分户后（由李四、李小签订《房屋分割单》，将1号院合法建筑面积403.52平方米中的66平方米划分到李小名下），李四、李小分别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J公司签订拆迁协议；拆迁档案中存档有翻建房许可证，该许可证的申请人为李四，人口为4人，现有房屋面积为364.72平方米，建房原因为翻建2层，建房用途为住宅，建房面积为242.5平方米，建房高度为7.1米，该许可证加盖有土地管理科的公章，批准时间为2004年2月17日。

拆迁档案中还存档有村委会于2014年12月29日出具的证明，证明1号院被拆迁院落，经村两委确认，确属李四所有；拆迁档案所存档B市房屋条件调查表、院落及房屋平面示意图载明，1号院内建有2栋房屋，1栋为北房5间，1栋为2层房屋。

2014年12月30日（此为李四签字时间，对方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3日），李四（乙方、被搬迁人）与J公司（甲方、搬迁人）签订《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》。

2014年12月30日（此为李小签字时间，对方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3日），李小（乙方、被搬迁人）与J公司（甲方、搬迁人）签订《搬迁腾退安置补偿协议》。

裁判结果

驳回李一的诉讼请求。

律师点评

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，取得不当利益，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。不当得利一般分为给付不当得利和非给付不当得利；对于非给付不当得利，如权益侵害型、追偿型不当得利等，一般原告就受到损害等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后，由被告就其保有利益具有法律上原因承担举证责任。

按照李一之主张，本案属于非给付不当得利，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李四、李小所获得拆迁利益是否属于不当得利，即是否侵害李一的合法权益。就此，法院有以下几点考虑。

第一，从李一之权益受到损害角度考虑，即从李一之父母享有相关权益角度考虑，根据李四、李小之陈述，在李四取得1号院宅基地使用权时，即经批准允许李四在1号院内建房时，李大、陈小夫妇所建造土坯房已不存在，所涉场地为知识青年活动的篮球场，虽然李一主张在该时间仍存在李大、陈小夫妇所建造土坯房，但未提供证据证明，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李四系在原有3间土坯房的基础上建造了后续房屋。

第二，从取得权利证书的角度看，李一所提交村委会证明只能证明1号院系李大、陈小夫妇的原居住地，该证明不构成权属凭证；李一所提交房地契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土地私有权凭证，在之后不久相关物权制度已经改变，我国作为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在大陆地区已废除土地私有制，故该房地契不能在相关产权制度变革后作为李大、陈小夫妇享有相关权益的凭证，更不能作为其子女李一享有相关权益的凭证；对诉争1号院李四已取得经区县土地管理部门审批的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证，该证书合法有效，可以证明李四（户主）所在家庭享有1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。

第三，从拆迁利益转化角度看，诉争拆迁利益来源于被拆迁1号院，而1号院内房屋（北房5间、南房2层）系李四所在家庭在1993年之后建设，与李大、陈小夫妇无关，此时李大、陈小夫妇早已过世。

第四，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角度，即从宅基地使用权角度看，李四、李小等家庭成员的户籍住址均为1号院，而李一的户籍住址并非位于1号院，即李一并非1号院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其并非1号院的宅基地使用权人，其主张获得1号院的区位补偿价无事实依据。

综上所述，李四、李小享有拆迁利益具有合法依据，并未取得不当利益；据此，李一就受到损害等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，李四、李小就其保有拆迁利益具有法律上原因已完成举证责任。